听说加工费就要一块五，那个婶子的脸马上就垮了。
“那我回去跟儿媳妇商量一下吧。”她留下一句敷衍的话就走了。
罗婶看出来，这个事情估计要黄，跟王秀芬直言道：
“现在除了粮食队上分，其他油盐酱醋、锅碗瓢盆啥不得花钱买啊，一年到头队里能分一百多块钱，还得攒着给儿子娶媳妇，哪有钱做新衣服啊！”
王秀芬忙笑道：“不做也没关系，宁宁就是让她知难而退。”
姜宁将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做一件衣服，要费很多功夫，收手工费也是应该的，县城的裁缝铺，也是要收费的，普通的衣服看大小样式也要五毛一块的，像旗袍这种特殊的衣服，估计两块下不来。”
不管哪个年代，请裁缝做衣服，手工费都是很贵的。
一件旗袍，从剪裁到缝制，少说也要两天时间，要一块五还真不贵。
总不能让王秀芬白干吧？
她相信，这件事只要开了张，以后就好办了。
家里正好有了缝纫机，婆婆如果能一个月卖出十件旗袍，那就是十五块，这个收入很不错了。
当然，这件事还得去问问支书的意见，县城里的裁缝店毕竟是国营的，自己在家做，不知道可不可行。
也有自己在家做裁缝的，不过，只是缝缝补补的，所谓报酬，就是几个鸡蛋、几斤大米，可不敢明目张胆给钱。
既然决定做，姜宁便马上行动，来到了林富贵家。
林富贵听说他的来意，当即否决：
“那哪行，这不是投机倒把吗？”
“这怎么是投机倒把呢，我婆婆做衣服也是为广大社员服务。谁家结婚不做身新衣裳，周围没有好裁缝，还得上县城去做，来回车费都要好几毛。
林支书，别的大队可都开始鼓励搞副业了，你可不能保守。这样吧，以后我婆婆要是能接到活，每单都给队里交百分之二十利润，你看怎么样？”
说话的时候，姜宁将一包芙蓉烟不动声色地塞进林富贵的口袋里。
林富贵眼睛微眯，叼着烟袋不说话，似乎在思考，过了好一会才缓缓道：
“这件事还得从长计议，这样吧，我先跟队里几个干部开会讨论，然后报公社批，如果公社领导能同意，我就没意见，不过，交百分之二十不行，起码要交百分之三十。”
哇吼，这可够黑的。
做衣服的人累死累活挣一块两块，队里直接要走三成。
难怪队里很少有养猪的，听说谁家养猪，养成后是不能自己杀的，要拉到食品站宰杀，而且七成归国家。
剩下的三成可以拉走，可以卖也可以自己吃。
猪肉八毛钱一斤，一头二百斤的肥猪，就算都卖了，才能卖五十块左右。
那可是养一年的猪啊，每天起早贪黑打猪草，还要喂米糠，才挣这么点钱，难怪没人愿意养了。
当然，这个也没办法，国家就是那么规定的。
好在，随着运动结束，这种状况也开始改善，家里允许养鸡养鸭的数量也放开了限制。
原来每家只能养两只，现在可以养十只，不过粮食有限，人都不够吃，哪有富裕的养鸡养鸭啊！
姜宁从支书家回来，又想起照相馆说把他们照片贴在橱窗的事。
乡下人穷，做衣服的少，或许县城有更多机会呢，她决定第二天去一趟县城。
等串门的都走后，姜宁便将林支书的答复说给王秀芬听。
王秀芬当即乐了，“那八成有戏，老林在大队干了这么多年，也干了一些事实，他要说开会讨论，说明他已经认可了。
你挺机灵，知道他爱抽烟。还有交三成也对着呢，要不交，肯定有眼红的，到时候中间捣乱，那事情就进行不下去。”
姜宁没想到，婆婆头脑还挺清醒的。
“你明天去县城，能不能带我一起去？我这辈子都没出过远门，去的最远的地方是乡里，真想出门看看。”王秀芬可怜巴巴地请求。
姜宁当即答应：“那有啥不行的，叫上阿琛一起去呗！”
两人正聊着的时候，有人给姜宁捎来的一封信。
姜宁这两天正纳闷呢，自己结婚，家里竟然没有给她寄东西，难道自己诉苦讨好没有用？
展信一看，全明白了。
父母已经知道了她心甘情愿嫁人的事，讨好要东西，完全是为了搜刮家里。
母亲明确说了，如果她一意孤行，那以后家里不会再给她寄一分钱，他们也不会再帮忙找关系张罗回城的事。
姜宁哼笑，说得真好听，好像她乖乖听话，就能把她弄回去一样！
从小心眼子就偏，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都是紧着两个哥哥和妹妹，她总是被忽视的那一个。
记得有一回吃西瓜，一整块西瓜，切成了四块，母亲说：
“就这么点，不够分的，我和小宁就不吃了。”
母亲自己可以不吃，凭什么不给她分？
还有一次，家里做了一碗红烧肉，等开饭的时候，母亲说酱油不够了，让她去打，等她回来的时候，一碗红烧肉都被吃光了。
当然，每当这种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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