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多变多事

卫昶与任毅属于文吏，平日里都是做一些抄抄写写的工作，外出公干的时候也只是找证人核对一下供词，或者奉命去某个案发现场周围探听一下。所以这么多年开封府从未给过他们佩刀，但今天不同，二人一早去府衙的时候，同僚就交给他们每人一把刀。

这是他们二人第一次佩戴南衙的佩刀，毕竟文吏需要用刀的情况不多。

辞行的时候，二人被允许带刀进入签厅面见府尹，签厅内今日本不该当值的推官吕公孺和本不该出现在签厅的司录参军事也在场。

府尹包拯端坐在主位，今天他老人家穿了一身便装，没有官帽的遮挡，满头白发异常显眼，但丝毫不影响威武之气。见到二人进了门，开口道：“这趟公差你二人尽责就好。”说完包公轻咳了两声，不再言语。

接着吕推官开口：“记住府尹的话，尽责。还有在外不可仗势欺人，也不可自甘低贱，若是折损了开封府清誉，严惩不贷”，然后吕推官将一份公文交给二人。

公文没有什么特别，仅是用来证明二人的身份，二人走出签厅的时候，崔大人跟了出来，又嘱咐了几句才扭头回了府院。

审刑院的人来的不算很晚，卫昶和任毅二人如约跟着骑马他们出发了。

审刑院一行六人，一路上其中五人开封府这两人都是不冷不热，有时候还有些阴阳怪气，只有一个名叫朱富的公人还算比较热情，此人看起来似乎是审刑院一行人中领头的，也就是之前在开封府大堂为首的那个人。

之所以说他似乎是领头人，是因为朱富虽然在出行时站在首位，但朱富吩咐的话，审刑院一行人都看向另一人，往往要那人略点点头才才执行。

卫昶和任意都觉得这应该是涉及到审刑院内部的派系问题，也未做多想，朱富虽然对他们比较友好，但一直没有说太多的话，路上住宿都是审刑院的人跟二人分开住宿，二人也乐得宽敞。

一路还算平稳，到了泾州地界后，卫昶、任毅本想去保定县衙跟薛检打个招呼，保定县为泾州治所所在，所以保定县衙与他们要去的泾州州衙离得不算远，只是碍于公务在身，这次怕是跟老薛见不上了，二人只得作罢。

一行人在州衙交接公文之后，州衙派人陪同直奔泾州牢城营。这全程朱富一直待在后面，没插一句嘴，就如同卫昶二人一样。回到城内已然临近黄昏，在泾州州衙上，卫昶二人有些迷茫了，审刑院来人在州衙中显露了身份。

是的审刑院的人再次显露了身份，他们中只有朱富一人是真正审刑院出身，余者都是皇城司亲事官假扮。二人一脸懵的看向朱富，朱富看着二人苦笑一下。

牢城营在宋代有很多，由所在州、府、军的厢军掌握，这里所提到的“军”也是地方政府，与州府相同，但是凡是设立“军”这种地方政府的地方，往往都不太稳定。

像侯大娘这种女子配隶不方便发到厢军之中，往往都是在牢城营服役。那名奸夫被发往本地厢军中服役，在他们到达之前两天逃走了，四处抓捕未果，为此与他同案流放的侯大娘已经被拷问了两天，但始终没有结果。

侯大娘见到东京城来了这么多公人找她，有些慌乱，直到看清来人中还有卫昶和任毅这两个熟人，脸色变得不自然起来。皇城司亲事官令卫昶、任毅二人仔细核对侯大娘的身份，二人都确认无误后，皇城司众人仔细的问了侯大娘当初案子，侯大娘对于通奸案和盗窃案供认不讳并没有翻供的迹象。

可是他们讯问的重点根本不是两件案子，而是那名男子的情况，反复讯问男子情况后，皇城司直接将侯大娘提走，准备押在州衙狱中准备不日带回东京城。

皇城司众人吩咐朱富与卫昶、任毅二人去馆驿等候，无事不得外出。这句无事不得外出让人心中反感，任毅不服，刚想回怼几句，被卫昶拦住了。

三人在驿馆用了晚饭，期间朱富与他们聊起来这件事，刚过去的宋夏断道坞之战，宋军惨败。战后经查是监军黄道元一意孤行，不听大将郭恩的良策，贪功冒进导致的大败，这场败仗是宋军自当年定川寨大战之后所经历的最大的败仗。

黄道元本是宫中宦官出身，在此战大败之后，他的住所也被清理，在清理过程中发现了一本西夏《天盛律令》，书有残损，一看就是常常翻阅导致的。那本《天盛律令》是西夏的法典，地位相当于大宋的《宋刑统》。黄道元一个宦官，就算领命监军，可是读西夏法典做什么？更何况那书还是西夏文写的，他怎么会懂西夏文？

皇城司受命查探，但始终没能查出个所以然。然而在此后不久他们于东京城中抓捕了一名西夏探子，几次刑讯后最终探子供出了西夏在京中的布置，他们一直在试图收买内侍，由此皇城司在西夏的布局中打开了一个豁口。

以上是朱富在这一路上从皇城司众人口中得到的消息拼接而成，他像故事一样讲给卫昶和任毅，至于这件事跟这趟泾州之行有什么关系，朱富就不得而知了。

“对了”，朱富似乎想起来什么，说道：“那个被抓的西夏探子是不是跟你们开封府有什么瓜葛，他们只提过一次西夏探子，就被为首的警告不可再提，尤其是在开封府公人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