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写的是人情大于法的家文化

从薛蟠争香菱打死人，贾雨村错判葫芦案开始，《红楼梦》就点明了总基调——杀人可逃法。从秦可卿开始，贾府一直在死人，都是不明不白的。

《红楼梦》以家事写国事，封建社会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主子让奴婢去死，奴婢们也不得不死，跟做错事、做对事没有关系。

杀人都没事的情况下，其他偷盗、内部争斗之类，就更加不清不楚、不明不白了。每件事都不是空穴来风，作者在书中自比贾雨村，内里案件他都是有明确资料来源的。只明写了薛蟠杀人一案，因为这是他经手的，很清楚这里面的来龙去脉，其他事件，以“家事”的名义，不查不纠，里面一种情况，外面传的另一种情况；表面一种情况，实际又是另一种情况，作者不敢、不能写实，因为他没有确切证据，只是从各种线索，隐隐约约判断这些事都是相关联的，就只能把表面情况、实际线索一一呈现。读者怎样读，怎样判案，都是有可能的。

唐宋元明清，都有宫廷秘史、民间冤案，流传甚广，没有结局、没有解密，只有各种各样的推测，后人怎样解读都是对的。包括史书上，也不乏隐笔写不满、写实情，春秋笔法，借春写秋，借假写真，以真写假——这种写法最早不是写小说的，是写事实的，文化控制就成了写作方法，以瞒上愚下。“我们就是一群小猫，什么都不知道。”

现实并不只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上上下下那一套，各种势力角逐，上面是政治派别和乱斗，民间是佛道势力、三教九流各成一体，流言难辨真假，民间也有反抗力量，喊冤的、私查的、嫁祸的、报复的，各种情况都有。除了还很“蠢”的年轻人，“元应叹息”的“蠢姑娘”们，《红楼梦》中没有好人，实质是作者不认为各种势力裹挟、私情、乱斗之下，会存在好人，都是私利、泄愤之争。

《红楼梦》就是一部“女子含冤录”，不查就没有真凶、没有真相，谁都能杀人，谁都可能是凶手，牵涉其中，谁都冤枉。